[40]参见章剑生，见前注[23]，第262页。

再如，依法行政与服从上级也经常发生冲突，导致公职人员从个人前途利益出发趋利避害，最终损害公共利益。(34)三是扭曲法律目的，服务于地方、部门等小集团利益，唯上是从、上行下效、新官不理旧账，因其往往并不服务于特定个人利益，所以容易被特定群体所遵守，公职人员明知存在问题，无奈被潜规则裹挟，只能选择顺从潜规则，使其成为一种制度性、机制性的非善意。

事实上，政府伦理法应该规定哪些内容，在拥有不同行政文化和制度的国家之间，是很难达成一致的。(48)与直接下放行政权限相比，还有一种跳出权力思维的非典型简政放权，并非直接授予权力，而是靠保障和维护公务员权利来实现，且不会引起伴随权力收放的治乱怪圈。第二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强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激励机制，而忽视品德培育机制。2.职业伦理的评价与指导机制不良公务活动的调查机制，不仅针对行政机关，也指向特定公职人员，而且涉及对他们主观状态的调查，使得调查面临困难。其次，善意履职展现出公职人员动机与行为的一致性，而非虚伪矫饰。

(19)3.中国立法和审判实践中的善意中国法尚未明确规定善意履职原则，但在《宪法》《监察法》《公务员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法律中，已经可以寻找到该原则的规范来源线索。②马怀德：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中国人大》2020年第14期，第53页。据此，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

作为实施措施的重庆市第一届人大筹备组，其目的正是推进重庆市地方政权组织建设，而且该措施是必要的阶段工作，也没有侵犯基本权利之嫌。宪法规范是宪法条款所承载的规范性意义，而构成要件和法效果两要素构成一个完整宪法规范。固有职权从而成了全国人大迫不得已方才行使的权力。不过具有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宪法地位，除了明示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基于全国人大默示授权而直接行使其兜底职权。

所谓议会自律权，是指议会不受其他国家机关之监督与干涉，就有关其内部组织或运作，具有自主决定的权能。(二)附带职权解释方法的展开与例证在宪制结构中，全国人大才是中国宪法的守护者，且制度与理论上最高人民法院不能参与附带职权的建构，全国人大具有较充分的附带职权形成空间。

《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程卫东、李靖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参见朱福惠、胡婧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美洲、大洋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92页。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的这些职权是基于宪法的明文授权，但仍应当在性质上将这些职权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兜底职权，因为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宪法将这些职权明确授予其常委会行使。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强调国家权力统一于中央，并最终归于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也没有代替或否定其他中央或地方国家机关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而仍是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良好权力分工的体制。

为此，三类职权之权源依据的区别，也决定了它们各自论证方法的差异。进而，有论者期待通过程序主义进路(主要是预算审议程序)解决实体标准问题。基于以往研究的得失权衡，本文汲取解释主义进路的有益成果，从宪法法律方法的视角，并结合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行权实践，⑧致力于为其证立提供一套论证方案。在坚持依宪治国、人大依法行权背景下，①宪法如何应对新权力问题的意义更加凸显。

(26)因此，美国国会在选择作为手段的附带立法时，被限制在必要且适当的标准之内。同时，在分散职权规定模式下，宪法规范脉络中确立的国家重大事项标准顺势地延展至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最终被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这一包容性用语吸纳。

全国人大附带职权对于宪法法律列举权力具有明显的依赖性和附属性，而且附带职权的享有主体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此，附带职权解释的规范依据只能限于宪法法律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条款，而不包括其他国家机关的列举权力条款。在宪法至上的语境中，国家权力布局的碎片、凌乱是难以接受的，有违立宪主义精神。

从1954年《宪法》制定之后，中国的政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没有一个是立法机关，同时也是工作机关的国家机关了。《宪法》第62、67条集中列举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该概括授权规定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当然拥有决定任何具体事项的权力，它需要依凭至少是尊重宪法和法律中的其他规范资源，为其所拥有具体事项权力进行审慎的论证。二则才能更为清晰地发掘它们各自存在差异的论证方法，形成科学的方法体系。因此，在宪法法律计划之内以目的论的思维手段，探求立法者的规范意图，成为附带职权生成的核心方法。如果说结构论为全国人大行使固有职权搭建起了一般性的规范框架，那么全国人大行权能力、实践惯例等诸多正当性理由依据则为固有职权的论证提供重要的补充性资源。

(12)因此，在探究其内在构成时，适宜直接将法律作为权源依据之一。参见王锴：《论组织性法律保留》，《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第1312-1313页。

这就要求，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和宪法法律列举职权条款共同构成附带职权的规范依据，否则，纯粹以后者为规范依据，可能悖离职权法定原则。因此，坦然承认全国人大固有职权，不意味着全国人大拥有全权性，因为固有职权的成立需经历一个具备宪法理性的论证过程。

向立力：《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的规范化》，《法学》2016年第1期，第136-137页。该方法背后所预设的观念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完全通过普通立法的方式将剩余重大事项决定权予以具体化。

第二，在理论上，默示权力理论可以为附带职权的证立供给理论资源，以回应现实需求。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570页。其二，不能违背论理法则。美国宪法上必要且适当条款的类似规定可见于《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第51条第38项和《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352条第1款。

美国依据各种不同类型的基本权利发展出的不同审查基准(合理、中度及严格审查基准)，实质上是大陆法系比例原则在不同基本权领域不同程度的展现。然而，宪法对全国人大授予的其他职权，并非总是至为明晰的，仍存在一些相对模糊化的授权规定。

宪法解释方法存在诸多流派，可谓纷繁复杂。⑤参见向立力：《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的规范化》，《法学》2016年第1期，第138-139页。

恰恰是由于该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才促使法条主义方法成了一个选项。彭真睿智地提出：对特大项目的审查已经包括在预算里面了，预算不是有个目录表吗?可以不必单独规定了。

因此，作为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为重庆直辖市的建置而成立人大筹备组，宜认定为是行使附带职权的实践。与国旗、国徽及首都一道，国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象征。⑩再如，2006年《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第99条第3款规定国民大会亦应行使宪法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例如，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站在为全国人大依法科学行权论证的立场，附带权力主要涉及开放型漏洞，而非隐蔽型漏洞，(27)目的论扩张解释则是填补开放型漏洞的主要方法。固有职权实质上在于确证国家重大事项标准，方法上主要依靠结构论搭建的法权秩序，并将全国人大行权能力、实践惯例等作为补充论证资源。

至此，针对国家重大事项标准的界定，就无法绕开宪法解释。⑩参见朱福惠、胡婧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美洲、大洋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8页。

第三，两者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标准，前者为必要且适当的立法标准，后者系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权标准。六、结语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是宪法规范，对此要进行阐释。